濂溪书院，是邵阳人民为纪念周敦颐先生开发邵阳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并继承其事业而创建的一所半官半私性质的学校，是明、清间宝庆府辖区民间最高学府。
基本情况
历史沿革：濂溪书院由东山书院和希濂书院合并而成。明嘉靖三十一年，分守下湖南道参议杨逢春创建东山书院，陈庆作《东山书院记》云：“嘉靖岁在壬子之次，邵阳东山书院成。十一月奉使岷藩，道经邵阳，两庠生……来征言曰：‘敞邑东山书院旧为寺，在资水之东，我藩参西渠杨先生听民理戎之暇，进诸生讲学于兹，喟然叹曰：民居环列若是也，寺可群乎？遂迁僧众而予之处。于是革故建新，崇规学制，更题其名为东山书院……”（《宝庆府志·礼书六》）。明末，书院毁于战火。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宝庆知府张惟养，邵阳知县濮万镒重修东山书院，康熙元年（1662年），邵阳知县颜尧揆等增建门屏、墙垣、房舍等，使书院略有成规，恢复了明时旧观。康熙十一年，知府李益阳增建讲堂，至此，“书院规制大备，人咸呼为濂溪书院”，但尚未正式更名。与此同时，又别建希濂书院于东山上，讲堂、后院、书室具备（同上）。乾隆十年（1745年），知府王玮再次维修，“恢崇舍宇，以乐育人才”。吴嗣富作《濂溪书院碑记》，从此，有关文献正式称该书院为濂溪书院。乾隆二十四年，宝庆知府郑之侨筹资重修，将原东山、希濂两书院合为一所，移祠西向，更其门额为“濂溪书院”，自此，该书院正式改称“濂溪书院”。郑之侨自作《新建濂溪书院记》以纪之。嘉庆十九年（1814年），知府柳迈祖重修，自作《重修濂溪书院记》纪其事。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三十万大军围宝庆府城，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年），知府邵绶名主持重修。民国之后，废除科举制度，一度将该书院改为安和镇中心小学及邵阳佛教协会驻地，书院的历史至此终结。
书院规模
濂溪书院的前身为东山书院和希濂书院。东山书院原有校门、云衢、景濂堂、列舍、濂溪祠、会心室等，是一处三正两横外加校门、通衢的四合院，清康熙元年又增建门屏（即照墙）、墙垣、房舍等，其规模更加扩大了；希濂书院原有讲堂、后堂、书室、列舍等建筑，系两正两横的四合院。乾隆二十四年，知府郑之侨将两所书院合并，更名“濂溪书院”，并将原有校舍、祠宇整旧换新，又新建亭、台、馆、阁若干，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据郑之侨《新建濂溪书院记》所载，新建之濂溪书院，“垒石为台，崇九尺，广三十五丈，修得广之半”，即其台基高九尺，约3米；通面阔三十五丈，约120米；总进深为面阔之半，约60米；总占地面积约7200平方米。中轴线上之主体建筑依次为三希堂（又称致道堂）、敦崇实学室、藏书楼、观澜阁；两侧之厢房左为敬德，右曰居业，是为生员修习之所；其两侧又各有庑房十余间，系庖厨、餐饮及食物储存之所；院前筑门楼，“台高八尺，护以回栏；阁高四丈五尺，翼以栏楯，可頫可眺。阁之旁危石列榭，是为朋来亭。”大门之“外有崇坊，额曰‘贤关’，体闲先圣之道，亦示义利分途也”。书院之“后座一筵，祀周子、朱子”，又以张无垢、陆子寿、程颐、程颢配之，即六先生祠也。祠后“环之以垣，别存旧祠三楹，一以主刘公之祠，一祀曾、贺、李、何、王五君”，此即东山寺之刘公祠，五忠祠，与濂溪书院相邻，亦常与书院并称。至此，濂溪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其“称名之盛，亦几与四大书院埒”（见（宝庆府志·礼书六》）？
书院田产与膳士经费
濂溪书院因系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官方无固定的经费，学校生员的生活及学习费用，主要靠社会各界捐助的田产来维持。清康熙之前，该书院（指其前身东山书院）尚“无官师董治及置田膳养之法，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邵阳知县王省置膳士田二百三十八亩有奇，每岁获租可四百石，分而为三：一送县学之师，一送九馆之师，一为诸生膏火”。其后，又相继将五馆、九馆、十一馆及义学之田产，统归濂溪书院管理，“于是，濂溪之租入颇富矣”。乾隆十年，“知府王玮檄经历向雯、邵阳典史康裕履亩清勘计实”，计有膳士田三百十六亩六四，科租五百七十石九八；宾兴田五十五亩，科租八十石；李公义学田十亩一，科租十六石。共计田三百八十二亩二四，租六百三石九八。这些田租，除给九馆学生租谷百二十石外，岁完正赋八两，扣除宾兴原额十一两，其余全部归濂溪书院所有，又将县学贫士田租四百九十石六八三八除解学政赈贫及布政司完饷的七十二两六三（合租谷约七十石）之外，悉归书院。这时，濂溪书院名下的租入总计达九百石有余。乾隆二十四年，知府郑之侨将筹建濂溪书院所节余的千两白银存之邵阳、武冈二质库，岁收子银八十两，及以前公存质库岁收子银一百七十一两余，全部作为师生修脯膏火之用，保障了来此学习诸生的生活及学习所需？
书院山长
濂溪书院之山长，见于志乘者，其前身东山书院首任山长为杨孟仁，继之者杨廷芳，而其生平行状皆无可考，清乾隆十年在任的山长为李芳华，生平行状亦无考。道光年间，宝庆名士、古文献学家兼诗人邓显鹤曾任濂溪书院山长。邓显鹤，字子立，又字湘皋，宝庆新化（今属娄底市）人，嘉庆九年（1804年）举人。博览群书，足迹遍天下，凡海内文人，多与之交。其生平喜搜集文献掌故，尝谓“征文考献，当自其乡始”，而“湖南自屈原、贾谊以来，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因“网罗散失，为《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又主编《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等鸿篇巨著，系濂溪书院山长中成就最著者。晚授宁乡训导，寻乞病归。与邵阳魏源最友善，尝相携游学长沙、京师等地，其终生鸿雁传书不辍。魏源尝为邓显鹤《南村耦耕图》记云：“夫劳人相竟以知能，野人相忘以无事，独怪予之浮沉于二者之间，而无一所自处也。……邓子归，其询诸仲氏，更有得焉，速以告余，当荷锸而相从于寂寞之符也”（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由此可知二人相契之厚矣。此后任濂溪书院山长而行迹可考者仅二人，一为杨修职，其为人笃实刚耿，“课徒严且勤，诸生翕然奋兴”，逝后入祀濂溪书院；一为刘荣干，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间主讲于此。“诸生翕然附之”（见《邵阳市志·教育志》）。
周敦颐先生是邵阳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清人吴嗣富《濂溪书院碑记》云：“尝考志书所载，胜迹为多，其间最著者有二：曰甘棠渡，曰濂溪祠。上下数千百年，济斯渡者，如沐旬宣；拜斯祠者，如亲光霁。一以政绩传，一以道脉传也。”前者是纪念西周初年召公姬奭巡行南国，开发邵阳的历史功绩；后者即为纪念周敦颐先生发展邵阳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近千年以来，邵阳人们纪念周敦颐先生的文物遗迹极为丰富，因篇幅及本人见识所限，遗记尚多，谬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敬请熟悉邵阳掌故的前辈与同仁批评及补证。
基本情况
历史沿革：濂溪书院由东山书院和希濂书院合并而成。明嘉靖三十一年，分守下湖南道参议杨逢春创建东山书院，陈庆作《东山书院记》云：“嘉靖岁在壬子之次，邵阳东山书院成。十一月奉使岷藩，道经邵阳，两庠生……来征言曰：‘敞邑东山书院旧为寺，在资水之东，我藩参西渠杨先生听民理戎之暇，进诸生讲学于兹，喟然叹曰：民居环列若是也，寺可群乎？遂迁僧众而予之处。于是革故建新，崇规学制，更题其名为东山书院……”（《宝庆府志·礼书六》）。明末，书院毁于战火。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宝庆知府张惟养，邵阳知县濮万镒重修东山书院，康熙元年（1662年），邵阳知县颜尧揆等增建门屏、墙垣、房舍等，使书院略有成规，恢复了明时旧观。康熙十一年，知府李益阳增建讲堂，至此，“书院规制大备，人咸呼为濂溪书院”，但尚未正式更名。与此同时，又别建希濂书院于东山上，讲堂、后院、书室具备（同上）。乾隆十年（1745年），知府王玮再次维修，“恢崇舍宇，以乐育人才”。吴嗣富作《濂溪书院碑记》，从此，有关文献正式称该书院为濂溪书院。乾隆二十四年，宝庆知府郑之侨筹资重修，将原东山、希濂两书院合为一所，移祠西向，更其门额为“濂溪书院”，自此，该书院正式改称“濂溪书院”。郑之侨自作《新建濂溪书院记》以纪之。嘉庆十九年（1814年），知府柳迈祖重修，自作《重修濂溪书院记》纪其事。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三十万大军围宝庆府城，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年），知府邵绶名主持重修。民国之后，废除科举制度，一度将该书院改为安和镇中心小学及邵阳佛教协会驻地，书院的历史至此终结。
书院规模
濂溪书院的前身为东山书院和希濂书院。东山书院原有校门、云衢、景濂堂、列舍、濂溪祠、会心室等，是一处三正两横外加校门、通衢的四合院，清康熙元年又增建门屏（即照墙）、墙垣、房舍等，其规模更加扩大了；希濂书院原有讲堂、后堂、书室、列舍等建筑，系两正两横的四合院。乾隆二十四年，知府郑之侨将两所书院合并，更名“濂溪书院”，并将原有校舍、祠宇整旧换新，又新建亭、台、馆、阁若干，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据郑之侨《新建濂溪书院记》所载，新建之濂溪书院，“垒石为台，崇九尺，广三十五丈，修得广之半”，即其台基高九尺，约3米；通面阔三十五丈，约120米；总进深为面阔之半，约60米；总占地面积约7200平方米。中轴线上之主体建筑依次为三希堂（又称致道堂）、敦崇实学室、藏书楼、观澜阁；两侧之厢房左为敬德，右曰居业，是为生员修习之所；其两侧又各有庑房十余间，系庖厨、餐饮及食物储存之所；院前筑门楼，“台高八尺，护以回栏；阁高四丈五尺，翼以栏楯，可頫可眺。阁之旁危石列榭，是为朋来亭。”大门之“外有崇坊，额曰‘贤关’，体闲先圣之道，亦示义利分途也”。书院之“后座一筵，祀周子、朱子”，又以张无垢、陆子寿、程颐、程颢配之，即六先生祠也。祠后“环之以垣，别存旧祠三楹，一以主刘公之祠，一祀曾、贺、李、何、王五君”，此即东山寺之刘公祠，五忠祠，与濂溪书院相邻，亦常与书院并称。至此，濂溪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其“称名之盛，亦几与四大书院埒”（见（宝庆府志·礼书六》）？
书院田产与膳士经费
濂溪书院因系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官方无固定的经费，学校生员的生活及学习费用，主要靠社会各界捐助的田产来维持。清康熙之前，该书院（指其前身东山书院）尚“无官师董治及置田膳养之法，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邵阳知县王省置膳士田二百三十八亩有奇，每岁获租可四百石，分而为三：一送县学之师，一送九馆之师，一为诸生膏火”。其后，又相继将五馆、九馆、十一馆及义学之田产，统归濂溪书院管理，“于是，濂溪之租入颇富矣”。乾隆十年，“知府王玮檄经历向雯、邵阳典史康裕履亩清勘计实”，计有膳士田三百十六亩六四，科租五百七十石九八；宾兴田五十五亩，科租八十石；李公义学田十亩一，科租十六石。共计田三百八十二亩二四，租六百三石九八。这些田租，除给九馆学生租谷百二十石外，岁完正赋八两，扣除宾兴原额十一两，其余全部归濂溪书院所有，又将县学贫士田租四百九十石六八三八除解学政赈贫及布政司完饷的七十二两六三（合租谷约七十石）之外，悉归书院。这时，濂溪书院名下的租入总计达九百石有余。乾隆二十四年，知府郑之侨将筹建濂溪书院所节余的千两白银存之邵阳、武冈二质库，岁收子银八十两，及以前公存质库岁收子银一百七十一两余，全部作为师生修脯膏火之用，保障了来此学习诸生的生活及学习所需？
书院山长
濂溪书院之山长，见于志乘者，其前身东山书院首任山长为杨孟仁，继之者杨廷芳，而其生平行状皆无可考，清乾隆十年在任的山长为李芳华，生平行状亦无考。道光年间，宝庆名士、古文献学家兼诗人邓显鹤曾任濂溪书院山长。邓显鹤，字子立，又字湘皋，宝庆新化（今属娄底市）人，嘉庆九年（1804年）举人。博览群书，足迹遍天下，凡海内文人，多与之交。其生平喜搜集文献掌故，尝谓“征文考献，当自其乡始”，而“湖南自屈原、贾谊以来，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因“网罗散失，为《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又主编《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等鸿篇巨著，系濂溪书院山长中成就最著者。晚授宁乡训导，寻乞病归。与邵阳魏源最友善，尝相携游学长沙、京师等地，其终生鸿雁传书不辍。魏源尝为邓显鹤《南村耦耕图》记云：“夫劳人相竟以知能，野人相忘以无事，独怪予之浮沉于二者之间，而无一所自处也。……邓子归，其询诸仲氏，更有得焉，速以告余，当荷锸而相从于寂寞之符也”（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由此可知二人相契之厚矣。此后任濂溪书院山长而行迹可考者仅二人，一为杨修职，其为人笃实刚耿，“课徒严且勤，诸生翕然奋兴”，逝后入祀濂溪书院；一为刘荣干，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间主讲于此。“诸生翕然附之”（见《邵阳市志·教育志》）。
周敦颐先生是邵阳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清人吴嗣富《濂溪书院碑记》云：“尝考志书所载，胜迹为多，其间最著者有二：曰甘棠渡，曰濂溪祠。上下数千百年，济斯渡者，如沐旬宣；拜斯祠者，如亲光霁。一以政绩传，一以道脉传也。”前者是纪念西周初年召公姬奭巡行南国，开发邵阳的历史功绩；后者即为纪念周敦颐先生发展邵阳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近千年以来，邵阳人们纪念周敦颐先生的文物遗迹极为丰富，因篇幅及本人见识所限，遗记尚多，谬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敬请熟悉邵阳掌故的前辈与同仁批评及补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