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5）
　　摘要：周敦颐是上承韩愈的儒学道统和李翱的儒学复归，下启宋明理学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奠基者和开山鼻祖。他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确立了“立人极”的理学宗旨，或者说是提出了圣人精神。圣人之本是“不诚无物”；圣人之道是“仁、义、中、正”；圣人之功是“思诚”与“虚静无欲”。周敦颐是一个对圣人精神“知行合一”的化身与典范。我们学习周敦颐的圣人精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赓续中华文脉基因与伦理道德属性；加强干部队伍教育和反腐败；进行全民教育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敦颐；圣人精神；圣人之本；圣人之道；圣人之功
　　周敦颐是上承韩愈的儒学道统和李翱的儒学复归，下启宋明理学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奠基者和开山鼻祖。他构造了一个融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太极图”，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与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终极原理融为一体，为彻底融合中国人复合的儒、道、佛三教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特殊地位和独特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立人极”的理学宗旨，从而奠定了宋明理学圣人精神的根本基础和典型风范。杜维明指出，如何培养“立人极”的圣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①周敦颐的所谓“立人极”，就是指圣人的最高境界和最高价值目标，当然，周敦颐也指明了成圣的现实道路。他认为，圣人既与宇宙天地融为一体，又是人类社会中伦理道德的表率，是“天人一体”的典范。周敦颐用《周易》中的话来阐述圣人精神，圣人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②的“人极”，这是一种达到极致或至高无上的完人，“人极”与“太极”合一，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周敦颐的“立人极”和圣人精神的确立，无疑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通过“诚”、“诚外无物”，构建了一个伦理道德本体的形而上学体系。周敦颐试图从“太极”引出“人极”，从宇宙论、本体论引出人性论，并把人性作为沟通“天”“人”的枢纽，从而开创了由天及人的理学思想路线，为后来构建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找到了一把钥匙。三是提出了“思诚”、“主静灭欲”的修养方法，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黄宗羲曾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掌握诚之本，故以主静立极”。③可以认为，周敦颐不但为后来的宋明理学从根本上开创了圣人精神的方向和“诚外无物”、“主静灭欲”的修身之道，而且他也真正地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代圣人。
　　一、圣人之本：不诚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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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兴茂（1954、11——），男，湖北利川市人，土家族，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土家族经济文化等。
　　“诚”，是周敦颐圣人精神的根本和基础，在《太极图说》中，他通过人之“诚”上升
　　到“天人合一”，从而提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道德模式。在周敦颐看来，“诚”既是宇宙的精神本体，又是人及其社会的伦理道德本原。这种“诚”的根本特质，既可使人道的伦理上升为天道的本体性，又可使天道的本体赋予人道的伦理性。于是，天道与人道便相互沟通，合而为一。周敦颐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④从《周易》的角度看，“乾元”是“诚”的本源，乾道是“诚”的规定，“诚”贯穿于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不同阶段（即所谓的元、亨、利、贞），应该认为，人和万事万物都从乾元获得其本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原指人们对万事万物真实无妄的信念或追求。在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中，就是指诚实不欺的最基本的品质，“诚者信也”，“诚者诚其意也”，“诚外无物”。儒家是十分重视“诚”的，《中庸》甚至把它夸大为抽象的宇宙和实际的人类社会的绝对秩序。周敦颐不但完全继承而且还进一步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观点，他认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⑤“诚无为，几善恶”。就是说，“诚”这个永恒不变的至善的基本伦理道德本体，既是一切伦理道德观念与规范的渊源，又是一切伦理道德行为的极致和最高境界，它中正不偏，无知无欲，无所不为，照耀一切。
　　由此，周敦颐认为，“诚”是圣人的根本，“圣，诚而已矣”。周敦颐之所以要把“诚”作为圣人的根本标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诚”为圣人之本，“诚”最能体现圣人的伦理道德境界。如果圣人一切皆“诚”，则可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换言之，如果圣人都“诚”，那么，不但万事万物都各安其命，而且万事万物也会各具其性，整个宇宙天地就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的局面。二是“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百行”既指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规范，又指人们的各种行为。周敦颐认为，“诚”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和最高规范，又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渊源和底线。“不诚无物”，“诚外无物”，不诚则“五常”无序“百行”紊乱。因此，“诚”必然会成为圣人的根本标准。圣人惟诚，便不勉而中，不思而诚，从容中道。三是“诚”为纯粹至善，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因为“诚”无为，无善恶，诚之本体表面不动，实则关乎一切行动。从根本上说，圣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诚”的精神。
　　显然，周敦颐把人道之“诚”赋予了天道的内容，从而使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诚”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具有相当思辨色彩的宇宙天道观。具体来说，周敦颐在天人关系上，通过“诚”把“天道”与“人道”贯通融合起来，从而改变了传统儒学尤其是《中庸》、《孟子》中“由人及人”、“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思维路线，构建了一种“由天及人”的伦理道德精神体系，把整个宇宙都伦理道德化了，这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更加精巧。周敦颐以纯粹至善的“诚”作为宇宙的属性和万物性命的根源，并且，“诚”在万事万物的变化过程中表现为善，这样，天赋万物的“性”与“命”便在“诚”中得到了高度地契合和统一。而传统儒学只认为人道是天道的根据，天道借人道而立，并未系统论证人道与天道的契合统一。周敦颐则根据“由天及人”的天人合一的新思路，把天道置于人道之上，并把它们二者完全统一起来，从而使儒家的名教刚常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后来的宋明理学，就是紧紧抓住周敦颐的这一思想，并把传统儒学的“由人及天”与周敦颐的“由天及人”综合起来，先“由人及天”，把儒家伦理纲常上升为宇宙本体，再“由天及人”，以伦理道德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至上性和神圣性，从而构建起了完整的宋明理学体系。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周敦颐的“诚”和圣人精神，不但把天道置于人道之上，而且还把天道与人道完全统一起来，才使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精神模式最终得以确立。
　　二、圣人之道：仁、义、中、正
　　周敦颐在确立了圣人之本之后，还进一步指出了成圣和为圣之道，即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圣人应该走什么道路。周敦颐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就是说，圣人就是时时处处都在践行仁、义、中、正的人。
　　1．仁
　　从“仁”的字面来看，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爱心。周敦颐认为,“仁”是圣人的首
　　要条件或第一要求，为什么呢？一是“仁”是“人之道”，它不但位居圣人之道“仁、义、中、正”的首位，而且还位居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的首位。没有“仁”，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二是“仁”是人心之爱，“爱曰仁”。善无不学，而使众善；恶无不劝，不弃一人于恶。实际上，这就是对所有人都要有仁爱之心。三是“仁”是天地万物之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本体。“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⑥可见，天地生物之道，就是仁。以往的儒家讲仁，主要是局限在人类的伦理道德之中，而在周敦颐的圣人精神之中，融宇宙生成与伦理道德为一体，把仁的伦理道德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本体，从而把仁升华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在周敦颐看来，“仁”既是五常之首，又是人心之爱，还是天地万物之本。
　　2．义
　　从“义”的字面来看，繁体为“義”，从羊，从我。羊为祭祀之牲，我为祭祀之戈。即为了正义和善行，不惜牺牲一切，可以引申为责任与担当。周敦颐认为，圣人之“义”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义”为“立人之道”。在五常之中，关键是“仁”“义”，人无义则仁不立，具备了仁义，其它也就自然包括其中了。二是“义”为“宜”，适宜，属于阳刚之善，这是一种典型的责任担当意识。同时，“义”还有无过无不及之意。就是说，真正的“义”，还是一种不极端恰到好处的责任与担当。三是“义”还是生成万事万物之道。如果说“仁”是生万物之本，那么“义”便是成万物之道。圣人以得天地之正而为义，以义正万民，使之无不及其正。这样，周敦颐便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与宇宙生成融为一体了，这对传统儒学也是一种超越。
　　3．中
　　“中”，不但是远古帝王的传位秘籍之一，而且也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还是根本特征之一。“中”的本意是指中正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这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方法。把“中”与“庸”联系起来，就是在实际行动中时时处处都按“中”的要求去做，这样，人类社会就会处于本然的和谐状态。周敦颐不但完全继承了传统儒家“中”的内涵，而且还根据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说”，对圣人给出了“中”的新要求。
　　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天生为善的“圣人之性”、经王者教化为善的“中民之性”、
　　生而就恶教化无用的“斗筲之性”三类。而韩愈则根据董仲舒对人性的三类划分，进一步把人性确立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即“圣人之性”，中品即“中民之性”，下品即“斗筲之性”。周敦颐在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性分为刚善、柔善、中、刚恶、柔恶五个等级，五者之中，只有“中”才是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标准。他认为：“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⑦“中”为最高的德性，既“和”又“中”，这不但是“天下之达道”，而且也是“圣人之事”。因此，他又把“中”称为“止”，“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刚善刚恶、柔善柔恶是气质之性，而自易其性，则是一种自我变化，属于立教之功。周敦颐认为，如果达到了中性，也就可以达到圣人之性，“中”既是圣人之性的根本特点，也是为圣的必要条件。
　　4．正
　　周敦颐认为，“正”就是中正无邪之意。“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动而正曰道”，“静无”便能至正，静而不正，便是邪。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是静是动，始终保持中正无邪，他就达到了“正”。“正”也可当端正来看，“以义正万民”，就是说可以用圣人的“义”来端正万民。在周敦颐看来，圣人“立人极”，就是要立“仁义中正”，“中即礼，正即智”，中正就是礼智。后来的朱熹曾进一步说：“中正就是礼智，中正尤亲切，中是礼之得宜处，正是智之正当处；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⑧其实，仁义礼智与仁义中正在本质上就是一致的。
　　综合起来，周敦颐圣人之道的“仁义中正”，把“仁义”完全与伦理道德等同起来，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合称为“仁义道德”。同时，他又用“仁义中正”取代“仁义礼智信”，从而突出了伦理道德的中正境界。他还以礼作为中正的标准，进一步揭示了仁义的本质及与礼的关系。应该说，“仁义中正”的圣人规范体系比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更富有主体性与思辨性，人们接受起来显得更自然更容易。
　　三、圣人之功：虚静无欲
　　周敦颐认为，欲达到圣人的“诚”之本和最高境界，践行“仁义中正”的圣人之道，还必需要经过不懈地修炼功夫才能达到，不可能一蹴而就。怎样修炼呢？周敦颐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最主要的是要从本体上“思诚”，从行动上要做到“虚静无欲”，这些修养方法就是圣人之功。可以说，在周敦颐提出的这些修养方法中，既有儒家的人格需求，又有道家的逍遥洒脱，还有佛家出世的超然境界，完全是儒、道、佛融合一体的产物。
　　1.思诚
　　周敦颐认为，虽然“诚”是恒定不动和无为的，圣人是无思无欲的，但是，真正的“无思”必须通过“思”才能达到。“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⑨实际上，在周敦颐看来，“思”是思辨，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可以通微，即趋善避恶，使“诚”的本性转化到实际行动中去。因此，这里的“思”，实际是对“诚”的本性的反思。作为本体的“诚”，无所谓“思”，故“无思，本也”。但要在行动中表现出“诚”来，又必须通过“思”，“思通，用也”。所以，“思”是“诚”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用行动实现“诚”的根本条件，这就是“思”在圣人修养之功中的重要地位。应该说，周敦颐对“思”的论述，明显地受到了《中庸》“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思想的影响，是以“思”求“无思”的一种修养方法。显然，这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与佛家静坐冥思境界的体现。
　　2．虚静无欲
　　周敦颐充分吸取了道家“无欲主静”、“静虚恬淡”等思想，并发展了孟子的寡欲说，形成了自己的以“室欲”、“无欲”为内容和过程的修养论，从而开启了后来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先河。他认为，“无欲”是成圣的关键，“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⑩只要无欲，便可虚静；虚静则明，明则公正无私。这种修养方法，就是通过无欲无望的反思，始终使自己保持虚静，怀揣光明，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如果具体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是要人们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切实尊重道义，轻视利欲。“天地间，至尊者道，至尊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⑾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最尊贵的东西是伦理道德。要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很难，但一个人要真正得到伦理道德则更难。所以，人之为人，伦理道德才是最难得、最尊贵的东西。周敦颐认为，颜回就是一个虚静无欲具有高尚道德的典范。“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这是因为，颜回“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⑿虽然颜回的苦乐观很有一点苦行僧的味道，但周敦颐要树立的，就是这样的虚静无欲的榜样。实际上，周敦颐的虚静无欲，就是通过虚静的反思达到无望无欲，他既有庄子“心斋坐忘”的影子，又有佛家脱离凡尘彻底禁欲的内涵。或者可以认为，周敦颐的虚静无欲，事实上已经把清心寡欲推向了极端。“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欲而存耳。盖寡欲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⒀实际上，传统儒家的寡欲并非无欲，只是少欲或正常欲望而已。孔夫子曾说，“食、色，性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彻底“无欲”，能够彻底消除人的正常自然属性。而周敦颐则幻想通过不断的修养功夫，最终达到无欲，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周敦颐把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以及佛家的禁欲主义完全揉捏在一起，进行了思辨的综合，不但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奠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了后来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综合起来，周敦颐作为一个长期受到传统儒家熏陶，并长期担任地方中、下级职务的学者型官员，他在实践中既熟悉官场，深知官场的腐败堕落；又与民间保持着紧密联系，深知民间疾苦。他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最后归隐并终老于庐山濂溪。就是在庙堂与江湖的交替挣扎之中，周敦颐写出了《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传世之作。他的著述虽然字数不多，谈不上著作等身，但却字字珠玑，通篇都闪耀着恒久的哲学与伦理道德的思辨与智慧之光。在周敦颐的著作中，就其主旨而言，就是提出了一种圣人精神，圣人之本是“诚”；圣人之道是“仁、义、中、正”；圣人之功是“思诚”与“虚静无欲”。同时，周敦颐不但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简直就是一个对圣人精神“知行合一”的化身与典范。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在理论基础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周敦颐都堪称是后来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当之无愧！
　　今天，我们学习周敦颐开创和自觉践行的圣人精神，首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赓续了中华民族的圣人精神基因以及伦理道德属性，这是关乎中华文脉、中华基因永续发展的一件大事。其次，周敦颐提出的圣人精神，还是我们对干部队伍进行培养、教育以及反腐败的一剂良药。我们的官场，最需要的就是圣人和圣人精神，或者说，最需要的就是诚实守信的人，讲“仁、义、中、正”的人，“思诚”和“虚静无欲”的人。如果你做不到这些，就请你别做官。“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再次，周敦颐提出的圣人精神，还是我们进行全民教育的生动教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立德树人”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什么人？就是树诚实的、“仁、义、中、正”的、“思诚”和“虚静无欲”的人。当然，“无欲”并不是禁欲主义，而是在正常自然属性之上的诚实无欺、能够正确对待公私的人。
　　注释：
　　①参见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②周敦颐：《太极图说》。
　　③黄宗羲：《宋元学案》。
　　④周敦颐：《通书.诚上》。
　　⑤周敦颐：《通书.诚下》。
　　⑥周敦颐：《通书.顺化》。
　　⑦周敦颐：《通书.师》。
　　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⑨周敦颐：《通书.思》。
　　⑩周敦颐：《通书.圣学》。
　　⑾周敦颐：《通书.师友上》。
　　⑿周敦颐：《通书.颜子》。
　　⒀周敦颐：《通书.养心亭说》。